白鸽借款逾期了怎么办(白鸽贷款)

　　《瓦尔登湖》

　　作者: 亨利·戴维·梭罗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原作名: Walden

　　译者: 王家湘

　　出版年: 2009-1

　　作

　　者

　　简

　　介

　　作者简介：

　　亨利·戴维·梭罗（1817-1862），美国作家、思想家、自然主义者，19世纪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于1845年春天，在老家康科德城的瓦尔登湖边建起一座木屋，过起自耕自食的生活，并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瓦尔登湖》一书。

　　夜读第二天

　　我想到瓦尔登湖会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但因为那铁路线和贮冰的行业；这里是有许多的便利，或许把它泄露出来并不是一个好方针；这是一个良好港口，有一个好基础。你不必填没那些好像涅瓦河区的沼泽；虽然到处你都得去打桩奠基。据说，涅瓦河要是涨了水，刮了西风，流来的冰块可以把圣彼得堡一下子从大地的表面上冲掉的。

　　鉴于我这行业是没有通常的经费先行交易的，所以我从什么地方得到凡是这样的行业都不能缺少的东西呢，也许不容易揣测吧。让我们立刻说到实际问题上来，先说衣服，我们采购衣服，常常是由爱好新奇的心理所引导的，并且关心别人对它的部意见，而不大考虑这些衣服的真实用处。让那些有工作做的人记着穿衣服的目标，第一是保持养身的体温，第二是为了在目前的社会中要把赤身露体来遮盖；现在，他可以判断一下，有多少必需的重要工作可以完成，而不必在衣橱中增添什么衣服。国王和王后的每一件衣服都只穿一次，虽然有御裁缝专司其事，他们却不知道穿上合身衣服的愉快。他们不过是挂干净衣服的木架。而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地跟我们同化了，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直到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掉，要丢掉它们，正如抛弃我们的躯体那样，总不免感到恋恋不舍，要看病吃药作些补救，而且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其实没有人穿了有补钉的衣服而在我的眼里降低了身份；但我很明白，一般人心里，为了衣服忧思真多，衣服要穿得入时，至少也要清洁，而且不能有补钉，至于他们有无健全的良心，从不在乎。其实，即使衣服破了不补，所暴露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不考虑小洞之会变成大洞。有时我用这样的方法来测定我的朋友们，——谁肯把膝盖以上有补钉的，或者只是多了两条缝的衣服，穿在身上？大多数人都好像认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从此就毁了终身。宁可跛了一条腿进城，他们也不肯穿着破裤子去。一位绅士有腿伤，是很平常的事，这是有办法补救的；如果裤脚管破了，却无法补救；因为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应该敬重的东西，只是关心那些受人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很少，我们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怪多。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最后一件衣服，你自己不穿衣服站在旁边，哪一个经过的人不马上就向稻草人致敬呢？那天，我经过一片玉米田，就在那头戴帽子、身穿上衣的木桩旁边，我认出了那个农田主人。他比我上一回看见他，只不过凤吹雨打更显得憔悴了一些。我听说过，一条狗向所有穿了衣服走到它主人的地方来的人吠叫，却很容易被一个裸体的窃贼制服，一声不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没有衣服的话，人们将能多大地保持他们的身份？没有了衣服的话，你能不能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指出谁个最尊贵？斐斐夫人在她周游世界，从东到西的旅行中，当她非常地接近了亚洲的俄罗斯，要去谒见当地长官的时候，她说，她觉得不能再穿旅行服装了，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面，那里的人民是根据衣服来评价人的"。即使在我们这号称民主的新英格兰城中，只要有钱穿得讲究住得阔绰，具有了那种偶然的因素，他就受尽了众人的敬仰。可是，这些敬仰着的众人，人数真多，都是异教徒，所以应该派遣一个传教士前去。话说回来，衣服是要缝纫的，缝纫可是一种所谓无穷无尽的工作；至少，一个女人的衣服是从没有完工的一天的。

　　一个人，到后来，找到工作做了，其实并不要他穿上新衣服去上工的；旧衣服就行了，就是那些很久地放在阁楼中，积起了灰尘的fH衣服。一个英雄穿IR鞋子的时间倒要比他的跟班穿它们的时间长——如果说，英雄也有限班的活——至于赤脚的历史比穿鞋子更悠久了，而英雄是可以赤脚的。只有那些赴夜宴，到立法院去的人必须穿上新衣服，他们换了一件又一件，正如那些地方换了一批又一批人。可是，如果把我的短上衣和裤子穿上身，帽子戴上鞋子穿上，便可以礼拜上帝的话，那未有这些也就够了，不是吗？谁曾注意到他的破衣服——真的已经穿得破敝不堪了，变成了当初的原料，就是送给一个乞儿也算不得行善了，说不定那乞儿还要拿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贫苦的人，那人倒可以说是最富有的，因为最后还是他什么都不要还可以过活的呢。我说你得提防那些必须穿新衣服的事业，尽可不提防那些穿新衣服的人。如果没有新的人，新衣服怎么能做得合他的身？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穿上旧衣服试试看。人之所需，并不是要做些事，而是要有所为，或是说，需有所是。也许我们是永远不必添置新衣服的，不论旧衣服已如何破敝和肮脏，除非我们已经这般地生活了，或经营了，或者说，已向着什么而航行了，在我们这古老的躯壳里已有着新的生机了，那时若还是依然故我，便有旧瓶装新酒之感了。我们的换羽毛的季节，就像飞禽的，必然是生命之中一个大的转折点。潜鸟退到僻静的池塘边去脱毛。蛇蜕皮的情形也是如此，同样的是蛹虫的出茧。都是内心里孜孜扩展着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我们的最表面的角质，或者说，尘世之烦恼而已。要不然我们将发现我们在伪装底下行进，到头来必不可兔地将披人类及我们自己的意见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衣服又一件，好像我们是外生植物一样，靠外加物来生长的。穿在我们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巧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这里那里剥下来也并不是致命伤；我们经常穿着的、较厚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皮层；我们的衬衣可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不能不连皮带肉，伤及身体的。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有类似衬衣的东西。一个人若能穿得这样简单，以至在黑暗中都能摸到自己，而且他在各方面都能生活得周密，有备而无恐，那未，即使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一样，空手徒步出城，不用担什么心思。一件厚衣服的用处，大体上可跟三件薄的衣服相同，便宜的衣服可以用真正适合顾客财力的价格买到，一件厚厚的上衣五元就可以买到了，它可以穿上好几年，厚厚的长裤两元钱，牛皮靴一元半，夏天的帽子不过一元的四分之一，冬天的帽子六毛两分半，或许还可以花上一笔极少的钱，自己在家里制一顶更好的帽子，那穿上了这样的一套自己辛勤劳动赚来的衣服，哪里还是贫穷，难道会没有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吗？

　　当我定做一件特别式样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他们不时行这个式样了，"说话中一点没有强调"他们"两字，好像她说的是跟命运之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我就很难于得到我自己所需要的式样了，因为她不相信我是当真他说话的，她觉得我太粗莽了。而我，一听到这神示似的文句，就有一会儿沉思，把每一个字都给我自己单个地强调了一下，好让我明白它的意思，好让我找出他们和我有怎么样的血缘关系，在一件与我如此密切有关的事上，他们有什么权威；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答复她，所以也不把"他们"两字强调。——

　　"真的，近来他们并不时行这个式样，可是现在他们又时行这个了。"她量了我的身材，但没有量我的性格，只量了我肩宽，好像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样量法有什么用处？我们并不崇拜娴雅三女神，也不崇拜帕尔茜。我们崇拜时髦。她纺织，剪裁，全权处理。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学了样。有时我很失望，这个世界上，可有什么十分简单而老实的事是通过人们的帮助而能办成功的？必须先把人们透过一个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他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不再能够马上用两条腿直立，到那时你看人群中，有的人脑子里是长蛆虫的，是从不知什么时候起就放在那里的卵里孵化出来的，连烈火也烧不完这些东西；要不这样做，什么劳力都是白费。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埃及有一种麦子是一个木乃伊传下来，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的。

　　整个说来，这国或别国的服装已达到了一种艺术的尊贵地位的这类话是不能成立的。目前的人，还是有什么，穿什么。像破碎的舟上的水手漂到岸上，找得到什么就穿什么，他们还站得隔开一点，越过空间的或时间的距离，而嘲笑着彼此的服装呢。每一代人都嘲笑老式样，而虔诚地追求新式样。我们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就要好笑，仿佛他们是食人岛上的岛王和岛后一样。衣服没有了人，就可怜和古怪起来。抑制住哗笑，并且使任何人的衣服庄严起来的，乃是穿衣人的严肃地显现的两眼和穿衣人在衣服之中过的真诚的生活。穿着斑斓衣衫的丑角如果突然发疝痛了，他的衣服也就表现了这痛楚的情绪。当士兵中了炮弹，烂军装也宛如高贵的紫袍。

　　男女都爱好新式样，这种稚气的、蛮夷的趣味使多少人转动眼珠和眯起眼皮看着万花筒，好让他们来发现今天这一代需要什么样的式样。制造商人早知道他们的趣味只是反复无常的。两种式样，其不同只有几条丝线，而颜色多少还是相似的，一件衣服立刻卖掉了，另一件却躺在货架上，常常在过了一个季节之后，后者又成了最时髦的式样。在身上刺花，比较起来真还不算是人们所说的可怕的习气呢。这并不仅仅因为刺花是深入皮肤，不能改变就变得野蛮的。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制度是使人们得到衣服穿的最好的办法。技工们的情形是一天一天地更像英国工厂里的样子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据我听到或观察到的，原来那主要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使人类可以穿得更好更老实，而无疑的，只是为了公司要赚钱。往长远处看去，人类总能达到他们的目标的，因此尽管事情一时之间是要失败的，目标还是不妨定得崇高些。

　　至于住所，我并不否认这现在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了，虽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很久以来比这里更为寒冷的国土上都有人能够没有住所照样生活下去，塞牟尔．莱恩说，"北欧的拉普兰人穿了皮衣，头上肩上套着皮囊，可以一夜又一夜的睡在雪地上——那寒冷的程度可以使穿羊毛衣服的人冻死的。"他亲眼看到他们这样地睡着。接着他说，"可是他们并不比旁人更结实。"大概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不多久以后，就发现了房屋的便利，以及家庭生活的安逸，这句话的原意，表示对于房屋感到满足，超过家庭的融乐：然而有的地带，一说到房屋就联想到冬天和雨季，一年里有三分之二时间不用房屋，只要一柄遮阳伞，在这些地方，这样的说法就极其片面，而且只是偶尔适用罢了。我们这一带的气候，以前夏天晚上只要有个遮盖就行了。在印第安人的记录中，一座尖屋是一整天行程的标志，在树皮上刻着或画着的一排尖屋代表他们已经露营了多少次。人类没有壮大的肢体，身材并不魁梧，所以他得设法缩小他的世界，用墙垣来圈起一个适宜于他的空间。最初他是裸体的，在户外的；虽然在温和宁静的气候中，在白昼还非常愉快，可是另外有雨季和冬天，且不说那炎炎赤日，要不是人类赶快用房屋来荫蔽他自己，人种或许早在抽芽的时候就被摧残了。按照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以枝叶蔽体。人类需要一个家庭，一个温暖的地方，或舒服的地方，但是肉体的温暖在先，然后才是感情的温暖啊。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人类还在婴孩期，有些进取心很强的人爬进岩穴去找荫蔽。每个婴孩都在一定程度上再次重复了这部世界史，他们爱户外，不管雨天和冷天。他们玩房屋的游戏，骑竹马，出于本能。谁不回忆到自己小时候窥望一个洞穴，或走近一个洞穴时的兴奋心情？我们最原始时代的祖先的天性还遗留在我们的体内。从洞穴，我们进步到上覆棕榈树叶树皮树枝，编织拉挺的亚麻的屋顶，又进步到青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盖板屋顶，石头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露天的生活了，我们的室内生活比我们自己所想的还要室内化得多。炉火之离开田地可有很大的距离。如果在我们度过白昼和黑夜时，有更多时候是和天体中间没有东西隔开着的，如果诗人并不是在屋脊下面说话说得那么多，如果圣人也不在房屋内住得那么长久的话，也许事情就好了。鸟雀不会在洞内唱歌，白鸽不会在棚子里抚爱它们的真纯。

　　然而，如果有人要打图样造一所住宅，他应该像我们新英格兰人那样的稍为精明一点才好，免得将来他会发现他自己是在一座工场中，或在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中，或在一所博物院中，或在一所救贫院中，或在一个监狱中，或在一座华丽的陵墓中。先想一想，荫蔽并不见得是绝对必需的。我看见过潘诺勃斯各特河上的印第安人，就在这镇上，他们住在薄棉布的营帐中，四周的积雪约一英尺厚，我想要是雪积得更厚，可以替他们挡风的话，他们一定更高兴。如何使我老实地生活并得到自由来从事我的正当追求，从前这一个问题比现在更使我烦恼，因为我幸亏变得相当麻木了。我常常看到，在铁路旁边，一只大木箱六英尺长三英尺宽，工人们把他们的工具锁在其中过夜，我就想到，每一个觉得日子艰难的人可以花一元钱买这样一只箱子，钻几个洞孔，至少可以放进空气，下雨时和晚上就可以住进去，把箱盖合上，这样他的灵魂便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爱他所爱的了。看来这并不很坏，也决不是个可以鄙视的办法。你可以随心所欲，长夜坐而不寐；起身出外时，也不会有什么大房东二房东拦住你要房租。多少人因为要付一只更大而更宏丽的箱子的租金，就烦恼到老死；而他是不会冻死在这样的一只小箱子里的。我一点儿也不是说笑话。经济学这一门科学，曾经受到各种各样的轻视，但它是不可以等闲视之的。那些粗壮结实，在露天过大部分生活的人，曾经在这里盖过一所舒服的房屋，取用的几乎全部是大自然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州垦区的印第安人的总管戈金，曾在一六七四年这样写道："他们的最好的尖屋用树皮盖顶，干净清爽，紧密而温暖，这些树皮都是在干燥的季节中，从树身上掉下来的，趁树皮还苍翠的时候，用相当重的木材压成巨片。……较蹩脚的尖屋也用灯心草编成的席子盖顶，也很紧密而温暖，只是没有前者那么精美……我所看到的，有的是六十英尺，或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我常常住在他们的尖屋中，发现它跟最好的英国式屋子一样温暖。"他接着还说，室内通常是把嵌花的席子铺在地上和挂在墙壁上的，各种器皿一应俱全。而且印第安人已经进步到能够在屋顶上开洞，放上一张席子，用绳子来开关，控制了通风设施。首先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尖屋最多一面天就可以盖起来，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拆掉，并且重新搭好，每一家人家都有一座这样的房子，或者占有这样的尖屋中的一个小间。

　　在野蛮状态中的每一家都有一座最好的好住所来满足他们的粗陋而简单的需要；可是，我想，我下面的话还是说得很有分寸的，我说，虽然天空中的飞鸟都有巢，狐狸都有穴，野蛮人都有尖屋，然而在摩登的文明社会中却只有半数家庭是有房子的。在文明特别发达的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只是极小一部分。极大多数人若要身外有所荫蔽，得每年付出一笔租金，在夏天冬天，荫蔽是少不得的，可是这祖金，本已足够他买下一个印第安人的尖屋的，现在却害得他在世上活多久也就贫困多久了。这里，我并不是把租屋与拥有房屋之优劣拿出来做比较，然而很明显的是，野蛮人拥有房屋是因为价格低，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子住，却是因为他财力够不上拥有房屋。有人就答辩，可怜的文明人只要付了租金，就有了一个住所；和野蛮人的尖屋比较，这房屋岂不像皇官一样？每年只要付租金二十五元至一百元，这是乡区价格，他就得到了经过多少世纪改良才进步的宽敞房间，有清洁的油漆和墙纸、鲁姆福壁炉、内涂泥灰的墙、百叶窗、铜质的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然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享受着这一切的，通常总被称为"可怜"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一切的野蛮人，却生活得野蛮人似的富足。假若说，文明乃是人的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改进，——我想这话是很对的，虽然只有智者才能改进他们的有利条件，——那未，它必然能证明，它不提高价钱就把更好的房屋建造起来；所谓物价，乃是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或者立即付出，或者以后付出。这一地区的普通房屋也许要八百元一幢，为了节俭地储蓄起这一笔数目的钱，恐怕要一个劳动者十年以至十五年的生命，还必须是没有家累的才行；——这是以每一个人的劳动，每天值一元来计算的，若有人收入多一些，别的人收入就要少一些——这样，他通常必须耗费他的大半辈子生命，才能赚得了他的一幢"尖屋"。假定他依旧是租房居住的，那他还只是在两件坏事中作了一次可疑的选择。野蛮人懂不懂得，在这样的条件底下，用他的尖屋来换得一座皇宫呢？

　　也许有人猜想，拥有这样的多余房屋，是为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我认为对个人而言，这样做的好处不过是可以够他偿付他的丧葬费罢了。但是人也许是用不到安葬自己的。然而，这里面就指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中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有人给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无疑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套制度为了保存种族的生活，能使种族的生活更臻完美，却大大牺牲了个人的生活。可是我希望指出，为了得到这好处，我们目前作出何等样的牺牲，我还要建议，我们是可以不作出任何牺牲就得到很多好处的。你说可怜的穷人经常和你在一起，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的牙齿也发酸，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

　　"主那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当我想到我的邻居时，那些康科德的农夫们，他们的境遇至少同别的阶级一样好，我发现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已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了，为的是他们可以成为他们农场的真正主人，通常这些农场是附带了抵押权而传给他们的遗产，或许是借了钱买下来的，——我们不妨把他们的劳力中的三分之一，作为房屋的代价，——通常总是他们还没有付清那一笔借款。真的，那抵押权有时还超过了农场的原价，结果农场自身已成了一个大累赘，然而到最后总是有承继的人，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他这个承继人和农场太亲近了。我找评价课税官谈过话，惊诧地发现他们竟然不能够一口气背出十二个拥有农场，而又自由、清白的市民来。如果你要知道这些家宅的实况，你得到银行去问一问抵押的情形。真正能够用劳力来偿付他的农场债务的人是这样地少，如果有的话，每一个邻人都能用手指把他指点出来。我疑心康科德这一带还找不出三个这样的人。说到商人们，则绝大部分商人，甚至一百个中间大约有九十六个是肯定要失败的，农夫也是如此。然而关于商人，其中有一位曾经恰当地指出，他们的失败大都不是由于亏本，而只是由于不方便而没有遵守诺言；这就是说，是由于信用的毁损。这一来，问题就要糟糕得多，而且不禁使人想到前述那三个人的灵魂，说不定将来也不能够得救，也许他们会比那些老老实实地失败的人，在更糟的情况下破产。破产啊，拒付债务啊，是一条条的跳板，我们的文明的一大部分就从那里纵跃上升，翻了跟斗的，而野蛮人却站在饥馑这条没有弹性的木板上。然而，每年在这里举行的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大会，总是光辉灿烂，好像农业的状况还极好似的。

　　农夫们常想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为了需要他的鞋带，他投机在畜牧之中。他用熟练的技巧，用细弹簧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捉到安逸和独立性，他正要拔脚走开，不料他自己的一只脚落进陷阱里去了。他穷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且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穷困的，虽然有奢侈品包围着我们，倒不及野蛮人有着一千种安逸。查普曼歌唱道：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人间的宏伟

　　至上的欢乐稀薄得像空气。"

　　等到农夫得到了他的房屋，他并没有因此就更富，倒是更穷了，因为房屋占有了他。依照我所能理解的，莫墨斯曾经说过一句千真万确的话，来反对密涅瓦建筑的一座房屋，说她"没有把它造成可以移动的房屋，否则的话就可以从一个恶劣的邻居那儿迁走了"；这里还可以追上一句话，我们的房屋是这样不易利用，它把我们幽禁在里面，而并不是我们居住在里面；至于那需要避开的恶劣的邻居，往往倒是我们的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城里，至少有一两家，几乎是希望了一辈子，要卖掉他们近郊的房屋，搬到乡村去住，可是始终办不到，只能等将来寿终正寝了，他才能恢复自由。

　　就算大多数人最后是能够占有或者租赁那些有了种种改善的近代房屋的吧。但当文明改善了房屋的时候，它却没有同时改善了居住在房屋中的人。文明造出了皇宫，可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来得更加高贵些，如果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未他何必要有比野蛮人更好的住房呢？

　　可是，那贫穷的少数人如何呢？也许可以看到一点，正如一些人的外表境遇高出于野蛮人，另一些的外表境遇就成正比例地低于他们。一个阶级的奢侈全靠另一个阶级的贫苦来维持。一面是皇宫，另一面是济贫院和"默默无言的贫穷人"。筑造那些法老王陵墓的金字塔的百万工人只好吃些大蒜头，他们将来要像像样样地埋葬都办不到。完成了皇宫上的飞檐，入晚回家的石工，大约是回到一个比尖屋还不如的草棚里。像下面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在一个有一般文明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的情形并没有降低得像野蛮人的那么恶劣。我说的还是一些生活得恶劣的贫穷人，还没有说到那些生活得恶劣的富人呢。要明白这一点，不必看得太远，只消看看铁路旁边，到处都有棚屋，这些是文明中最没有改进的了；我每天散步，看到那里的人住在肮脏的棚子里面，整个冬天，门总是开着的，为的是放进光线来，也看不到什么火堆，那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而老少的躯体，由于长久地怕冷受苦而蜷缩，便永久地变了形，他们的四肢和官能的发展也就停顿了。自然应当去看看这个阶级的人：所有这个世代里的卓越工程都是他们完成的。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场中，各项企业的技工们，或多或少也是这等情形。或许我可以把爱尔兰的情形给你提一提，那地方，在地图上，是作为一个白种人的开明地区的。把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跟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或南海的岛民，或任何没有跟文明人接触过因而没有堕落的野蛮人比一比吧。我丝毫都不怀疑，这些野蛮人的统治者，跟一般的文明人的统治者，是同样聪明的。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文明含有何等的污浊秽臭！现在，我根本不必提我们的南方诸州的劳动者了，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品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自己也成了南方诸州的一种主要产品。可是，不往远处扯开去，我只说说那些境遇还算中等的人吧。

　　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一座房屋算什么，虽然他们不该穷困，事实上却终身穷困了，因为他们总想有一座跟他们邻人的房屋一样的房屋。好像你只能穿上裁缝给你制成的任何衣服，你逐渐放弃了棕桐叶的帽子或上拨鼠皮的软帽，你只能对这时代生活的艰难感慨系之了，因为你买不起一顶皇冠！要发明一座比我们所已经有的，更便利、更华美的房屋是可能的，但大家承认，已有的房屋我们都还买不起。难道我们老要研究怎样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少弄一点东西呢？难道要那些可尊敬的公民们，庄严地用他们的言教和身教，来教育年轻人早在老死以前就置备好若干双多余的皮鞋和若干把雨伞，以及空空的客房，来招待不存在的客人吗？我们的家具为什么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地简单呢？我们把民族的救星尊称为天上的信使，给人类带来神灵礼物的使者，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他们的足踵后面，会有仆役随从，会有什么满载着时式家具的车辆。如果我同意下面这种说法，那会怎么样呢——那不是一种奇怪的同意吗？——那说法就是我们在道德上和智慧上如果比阿拉伯人更为优越，那未我们的家具也应该比他们的更复杂！目前，我们的房屋正堆满了家具，都给家具弄脏了呢，一位好主妇宁愿把大部分家具扫入垃圾坑，也不愿让早上的工作放着不干。早上的工作呵！在微红色的曙光中，在曼依的音乐里，世界上的人该做什么样的早晨的工作呢？我桌上，有三块石灰石，非得天天拂拭它们不可，真叫我震惊，我头脑中的灰尘还来不及拂拭呢，赶快嫌恶地把它们扔出窗子去。你想，我怎么配有一个有家具的房屋呢？我宁可坐在露天，因为草叶之上，没有灰尘，除非是人类已经玷辱过了的地方。

　　骄奢淫逸的人创设了时髦翻新，让成群的人勤谨地追随。一个旅行者，投宿在所谓最漂亮的房间里，他就会发现这点，因为旅店主人们当他萨达拿泼勒斯来招待了，要是他接受了他们的盛情，不多久他就会完全失去男性的精神。我想到铁路车厢，我们是宁愿花更多的钱于布置的奢侈上，而不在乎行车的安全和便捷的，结果安全和便捷都谈不到，车厢成了一个摩登客厅，有软褥的睡椅，土耳其式的厚榻，遮阳的帘予，还有一百种另外的东方的花样，我们把它们搬到西方来了，那些花样，原先是为天朝帝国的六宫粉黛，天子的后妃，后宫中的妻妾而发明的，那是约拿单听到名称都要难为情的东西。我宁可坐在一只大南瓜上，由我一个人占有它，不愿意挤在天鹅绒的垫子上。我宁可坐一辆牛车，自由自在来去，不愿意坐什么花哨的游览污去天堂，一路上呼吸着污浊的空气。

　　原始人生活得简简单单，赤身露体，至少有这样的好处，他还只是大自然之中的一个过客。当他吃饱睡够，神清气爽，便可以再考虑他的行程。可不是，他居住在苍穹的篷帐下面，不是穿过山谷，使是踱过平原，或是攀登高山。可是，看啊！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独立自然地，饥饿了就采果实吃的人已经变成一个农夫；而在树荫下歇力的人已经变成一个管家。我们不再在夜间露营，我们安居在大地上，忘记了天空。我们信奉基督教，不过当它是一种改良农业的方法。我们已经在尘世造好府邸家宅，随后就建造家墓坟地。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着人类怎样从这种情形中挣扎出来，解放自己，但我们的艺术效果不过是把我们这屈辱的境遇弄得舒适一点，而那比较高级的境界却会被遗忘了。真的，在这村子里，美术作品没有插足之地，就算有些作品是流传下来了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屋或街道都不能为美术作品提供恰当的垫座。挂一张画的钉子都没有，也没有一个架子来接受英雄或圣者的胸像。当我想起我们的房屋是怎样建筑的，是怎样付款或付而未清帐的，它们家庭的内部经济又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不禁晴暗纳罕了，为什么在宾客赞赏壁炉架上那些小玩意儿的时候，地板不会一下子坍下去，让它掉落到地窖中去，一直落到坚固的、忠实的基岩上。我不能不看到，世人是在向着所谓富有而优雅的生活跳跃，我一点也不欣赏那些点缀生活的美术品，我全神贯注在人们的跳跃之上，想起人类肌肉能达到的最高的跳高纪录，还是某一些流浪的阿拉伯人保持的，他们从平地上跳到二十五英尺之高。没有东西支持的话，跳到了这样的高度上也还是要跌到地上来的。因此，我要问间那些太不恰当的产业所有者，第一个问题是，谁支持你？你是在九十六个失败的人当中呢，还是在三个成功的人当中？口答了这些问题之后，也许我会去看看你的华丽而无价值的玩物，鉴赏鉴赏它们的装饰风味。车子套在马前面，既不美观，也没有用处。在用美丽的饰物装饰房屋之前，必须把墙壁剥去一层，还得剥除一层我们的生命，还要有美好的家务管理，美好的生活作为底子：要知道，美的趣味最好在露天培育，在那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中，说起他的那些最初移殖到这个城市来的同时代人，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小山坡上，挖掘窑洞，作为最早的荫蔽处所，他们把土高高地堆在木材上，在最高的一边，生了冒浓烟的火，烘烤泥土。"他们并不"给自己造房子"，他说，直到"上帝赐福，土地上生产了足够的面包喂饱了他们"，然而第一年的收成却不好，"他们不得不有很长的一季减少口粮。"一六五０年，新尼特兰州州秘书长用荷兰文写过一段话，更加详细地告诉预备往那里移居的人说，"在新尼特兰的人，特别在新英格兰的人，起初是无法按他们的愿望建造农舍的，他们在地上挖个方方的地窖似的、六七英尺深的坑，长短随便他们自己，然后在墙壁上装上木板，挡住泥土，用树皮合缝，以免泥土落下来，当然也有用了别种材料的，还用木板铺了地板，做了天花板，架起了一个斜桁的屋顶，铺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全家可以很温暖很干燥地在里面住上两年、三年，或者四年，可以想象，这些地窖中，还隔出了一些小房间，这要看家里的人口数目了。新英格兰的阔气的要人，在开始殖民的时候，也住在这样的住所里面，那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兔得筑造房屋，浪费了时间，弄得下一季粮食不够吃：第二，不希望他们大批地从祖国招来的苦工感觉到灰心。三四年之后当田野已适宜于耕种了，他们才给自己造漂亮的房子，花上几千元的钱。"

　　我们的祖先采取这个做法，可以看出，他们至少是非常小心的，他们的原则似乎以满足最紧迫的急需为第一。而现在，我们最紧迫的急需满足了没有呢？想到要给我自己置备一幢奢华的广厦，我就垂头丧气了，因为看来这一片土地上还没有相应的人类文化，我们至今还不得不减少我们精神的口粮，减得比我们的祖先节省面粉还要多。这倒不是说一切建筑的装饰甚至可以在最初的阶段里完全忽略掉；而是说可以把我们房屋里和我们生活有联系的部分搞得美一点，就像贝壳的内壁那样，但千万不能搞得过分的美。可是，唉！我曾经走进过一两座房屋，从而知道它们的内部是如何布置的呵！

　　当然我们没有退化到今天住窑洞，住尖屋，或穿兽皮的程度，自然罗，那付出了高价换来的便利人类的发明与工业的贡献也还是应该接受的。在我们这一带，木板、屋面板、石灰、砖头总比可以住人的洞窟，原根的圆木，大量的树皮，或粘土或平坦的石片更容易得到，也更便宜。我说得相当内行吧，因为我在理论和实际上都熟悉这一些事。只要再聪明一点儿，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材料，使我们比今天最富有的人还更加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祝福。文明人不过是更有经验、更为聪明一些的野蛮人，可是，让我赶紧来叙述我自己的实验吧。

　　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点附近，就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的还年幼的白松来做我的木材。开始时要不东借西借，总是很难的，但这也许还是唯一的妙法，让你的朋友们对你的事业发生兴趣。斧头的主人，在他出手借给我的时候，说它是他掌中的珍珠；可是我归还他时，斧头是愈加锋利了。我工作的地点是一个怡悦的山侧，满山松树，穿过松林我望见了湖水，还望见林中一块小小空地，小松树和山核桃树丛生着。湖水凝结成冰，没有完全融化，只化了几处地方，全是黝黑的颜色，而且渗透着水。我在那里工作的几天之内，还飘过几阵小雪：但当我回家去的途中，出来走到铁道上的时候，在大部分的地方，它那黄沙地一直延伸过去，闪烁在蒙蒙的大气中，而铁轨也在春天的阳光下发光了，我听到云雀、小鹅和别的鸟雀都到了，来和我们一块儿开始过这新的一年。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不满的冬日正跟冻上一样地消溶，而蛰伏的生命开始舒伸了。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我伐下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来做成一个楔子，用一块石头敲紧了它，就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好让那木楔子涨大一些，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练蛇窜入水中，显然毫不觉得不方便，它躺在湖水底，何止一刻钟，竟跟我在那儿的时间一样长久；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的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照我看，人类之还残留在目前的原始的低级状态中，也是同样的原因；可是人类如果感到万春之春的影响把他们唤醒了起来，他们必然要上升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命中去。以前，我在降霜的清晨看到过路上一些蛇，它们的身子还有一部分麻木不灵活，还在等待太阳出来唤醒它们。四月一日下了雨，冰溶了，这天的大半个早晨是雾蒙蒙的，我听到一只失群的孤鹅摸索在湖上，迷途似的哀鸣着，像是雾的精灵一样。

　　我便这样一连几天，用那狭小的斧头，伐木丁丁，砍削木料、门柱和椽木，并没有什么可以奉告的思想，也没有什么学究式的思维，只是自己歌唱，——

　　人们说他们懂得不少；

　　瞧啊，他们生了翅膀，——

　　百艺啊，还有科学，

　　还有千般技巧；

　　其实只有吹拂的风

　　才是他们全部的知觉。

　　我把主要的木材砍成六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间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是只砍一边，其余几边留下树皮，所以它们和锯子锯出来的相比，是同样地挺直，而且更加结实。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在顶上劈出了榫头，这时我又借到一些工具。在林中过的白昼往往很短；然而，我常常带去我的牛油面包当午餐，在正午时还读读包扎它们的新闻报纸，坐在我砍伐下来的青松枝上，它们的芳香染到面包上，因为我手上有一层厚厚的树脂。在我结束以前，松树成了我的密友，虽然我砍伐了几枝，却依然没有和它们结冤，反而和它们越来越亲了。有时候，林中的闲游者给斧声吸引了过来，我们就愉快地面对着碎木片瞎谈。

　　我的工作干得一点不紧张，只是尽力去做而已，到四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完工，可以立起来了。我已经向詹姆斯·柯令斯，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买下他的棚屋来使用他的木板。詹姆斯·柯令斯的棚屋被认为是不平凡的好建筑。

　　我找他去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动，起先没有给里面注意到，那窗子根深而且很高。屋很小，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顶，别的没有什么可看的，四周积有五英尺高的垃圾，像肥料堆。屋顶是最完整的一部分，虽然给太阳晒得弯弯曲曲，而且很脆。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道终年群鸡乱飞的通道。柯夫人来到门口，邀我到室内去看看货色。我一走近，母鸡也给我赶了进去。屋子里光线暗淡，大部分的地板很脏，潮湿，发粘，摇动，只有这里一条，那里一条，是不能搬，一搬就裂的木板。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的里边和墙，以及一直伸到床底下去的地板，却劝告我不要踏人地窖中去，那不过是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头顶上，四周围，都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原来是两个方框，最近只有猫在那里出进。那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坐坐的地方，一个出生在那里的婴孩，一把丝质的遮阳伞，还有镀金的镜子一面，以及一只全新的咖啡磨，钉牢在一块幼橡木上，这就是全部了。我们的交易当下就谈妥，因为那时候，詹姆斯也回来啦。当天晚上，我得付四元两角五分，他得在明天早晨五点搬家，可不能再把什么东西卖给别人了；六点钟，我可以去占有那棚屋。他说，赶早来最好，趁别人还来不及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数目不定，但是完全不公道的要求。他告诉我这是唯一的额外开支。到了六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一家。一个大包裹，全部家产都在内，——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只除了猫；它奔入树林，成为野猫，后来我又知道它触上了一只捕捉土拨鼠的机关，终于成了一只死猫。

　　这同一天的早晨，我就拆卸这棚屋，拔下钉子，用小车把木板搬运到湖滨，放在草地上，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得发白并且恢复原来的形状。一只早起的画眉在我驾车经过林中小径时，送来了一个两个乐音。年轻人派屈里克却恶意地告诉我，一个爱尔兰邻居叫西莱的，在装车的间隙把还可以用的、直的、可以钉的钉子，骑马钉和大钉放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回去重新抬起头来，满不在乎、全身春意盎然地看着那一堆废墟的时候，他就站在那儿，正如他说的，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他在那里代表观众，使这琐屑不足道的事情看上去更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

　　我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小山腰上挖掘了我的地窖，那里一只土拨鼠也曾经挖过它的丘穴，我挖去了漆树和黑毒的根，及植物的最下面的痕迹，六英尺见方，七英尺深，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冬天再怎么冷，土豆也决不会冻坏了。它的周围是渐次倾斜的，并没有砌上石块；但太阳从没有照到它，因此没有沙粒流下来。这只不过两小时的工作。我对于破土特别感到兴趣，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消挖掘到地下去，都能得到均一的温度。在城市中，最豪华的住宅里也还是可以找到地窖的，他们在里面埋藏他们的块根植物，像古人那样，将来即使上层建筑完全颓毁，很久以后，后代人还能发现它留在地皮上的凹痕。所谓房屋，还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一些门面而已。

　　最后，在五月初，由我的一些熟识的人帮忙，我把屋架立了起来，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来跟邻舍联络联络。关于屋架的树立，一切荣耀自应归我。我相信，有那么一天，大家还要一起来树立一个更高的结构。七月四日，我开始住进了我的屋子，因为那时屋顶刚装上，木板刚钉齐，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镶合在一起，防雨是毫无问题的，但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砌好一个烟囱的基础，所用石块约有两车之多，都是我双臂从湖边抱上山的。但直到秋天锄完了地以后，我才把烟囱完成，恰在必需生火取暖之前，而前些时候我总是一清大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的：这一种方式我还认为是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一些。如果在面包烤好之前起风下雨，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躲在下面凝望着面包，便这样度过了若干愉快的时辰。那些日子里我手上工作多，读书很少，但地上的破纸，甚至单据，或台布，都供给我无限的欢乐，实在达到了同阅读《伊利亚特》一样的目的。

　　要比我那样建筑房屋还更谨慎小心，也是划得来的，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门一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间有着什么基础，除了目前需要以外，在你找出更强有力的理由以前，也许你永远也不要建立什么上层建筑的。一个人造他自己的房屋，跟一头飞鸟造巢，是同样的合情合理。谁知道呢，如果世人都自己亲手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又简单地老实地用食物养活了自己和一家人，那末诗的才能一定会在全球发扬光大，就像那些飞禽，它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歌声唱遍了全球。可是，唉！我们不喜欢燕八哥和杜鹃，它们跑到别个鸟禽所筑造的巢中去下蛋，那叽叽喳喳的不协和乐音并不能使行路经过的人听了快乐。难道我们永远把建筑的快乐放弃给木匠师傅？在大多数的人类经验中，建筑算得了什么呢？在我所有的散步中，还绝对没有碰到过一个人正从事着建造自己住的房屋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是属于社会的。不单裁缝是一个人的九分之一，还有传教士，商人，农夫也有这么多呢。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后有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别人可以来代替我们思想罗；可是如果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我自己思想，这就很不理想了。

　　真的，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种人叫做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一个建筑师有一种想法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理之核心，一种必要性，因此有一种美，好像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观点来说，是很好的罗，实际他比普通爱好美术的外行人只高明一点儿。一个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不从基础，却从飞檐人手。仅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之核心，像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葛缕子，——我总觉得吃杏仁，不用糖更有益于健康，——他不想想居民，即住在房屋里面的人，可以把房屋建筑得里里外外都很好，而不去管什么装饰。哪个讲理性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表面的，仅属于皮肤上的东西，——认为乌龟获得斑纹的甲壳，贝类获得珠母的光泽，就像百老汇的居民获得三一教堂似的要签订什么合同呢？一个人跟他自己的房屋建筑的风格无关，就跟乌龟跟它的甲壳无关一样：当兵的不必那么无聊，把自己的勇气的确切的颜色画在旗帜上。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要关头上，他就要脸色发青了。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仿佛俯身在飞檐上，羞涩地向那粗鲁的住户私语着他的似是而非的真理，实际上住户比他还知道得更多。我现在所看到的建筑学的美，我了解它是从内部向外面渐渐地生长出来的，是从那住在里面的人的需要和他的性格中生长出来的，住在里面的人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他的不知不觉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至于外表他一点儿没有想到；这样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已不知不觉地有了生命之美。在我们这国土上，画家们都知道，最有趣味的住宅一般是穷困的平民们的那些毫无虚饰的、卑微的木屋和农舍；使房屋显得别致的，不是仅仅在外表上有的哪种特性，而是外壳似的房屋里面的居民生活；同样有趣味的，要算市民们那些郊外的箱形的木屋，他们的生活将是简单的，恰如想象的一样，他们的住宅就没有一点叫人伤脑筋的风格。建筑上的大多数装饰确实是空空洞洞的，一阵九月的风可以把它们吹掉，好比吹落借来的羽毛一样，丝毫无损于实际。并不要在地窖中窖藏橄榄和美酒的人，没有建筑学也可以过得去。如果在文学作品中，也这样多事地追求装饰风，如果我们的《圣经》的建筑师，也像教堂的建筑师这样花很多的时间在飞檐上，结果会怎样呢？那些纯文学、那些艺术学和它们的教授们就是如此矫揉造作的。当然，人很关心这几根木棍子是斜放在他上面呢，还是放在下面，他的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这里头是很有一点意思的，如果认真他说，他把它们斜放了，箱子徐上颜色了；可是在精神已经离开了躯壳的情况下，那它跟建造他自己的棺材就属于同一性质了——说的是坟墓的建筑学，——而"木匠"只不过是"做棺材的人"的另一个名称罢了。有一个人说，你在失望中，或者对人生采取漠然态度时，抓起脚下的一把泥土来，就用这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子吧。他想到了他那临终的狭长的房子了吗？抛一个铜币来抉择一下好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闲暇！为什么你要抓起一把泥土来呢？还是用你自己的皮肤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屋好得多；让它颜色苍白或者为你羞红好了。一个改进村屋建筑风格的创造！等到你找出了我的装饰来，我一定采用它们。

　　进冬以前，我造了一个烟囱，在屋侧钉上一些薄片，因为那里已经不能挡雨，那些薄片是木头上砍下来的，不很完善的很苍翠的木片，我却不得不用刨子刨平它们的两旁。

　　这样我有了一个密不通风，钉上木片，抹以泥灰的房屋，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木拄高八英尺，还有一个阁楼，一个小间每一边一扇大窗，两个活板门，尾端有一个大门，正对大门有个砖砌的火炉。我的房子的支出，只是我所用的这些材料的一般价格，人工不算在内，因为都是我自己动手的，总数我写在下面：我抄写得这样的详细，因为很少数人能够精确他说出来，他们的房子终究花了多少钱，而能够把组成这一些房子的各式各样的材料和各别的价格说出来的人，如果有的活，也是更加少了：——

　　木板……八·０三五元（多数系旧板）

　　屋顶及墙板用的旧木片……四．０００元

　　板条……一·二五０元

　　两扇旧窗及玻璃……二·四三０元

　　一千块旧砖……四．０００元

　　两箱石灰……二·四００元——买贵了

　　头发……０·三一０元——买多了

　　壁炉用铁片……０·一五０元

　　钉……三·九００元

　　铰链及螺丝钉……０·一四０元

　　闩子……０·一００元

　　粉笔……０．０一０元

　　搬运费……一·四００元——大多自己背

　　共计……二八·一二五元

　　所有材料都在这里了，除了木料，石头，沙子，后面这些材料我是用在公地上占地盖屋的人应该享受的特权取来的。我另外还搭了一个披屋，大都是用造了房子之后留下来的材料盖的。

　　我本想给我造一座房子，论宏伟与华丽，要超过康科德大街上任何一座房子的，只要它能够像目前的这间使我这样高兴，而且花费也不更多的话。

　　这样我发现，只想住宿舍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还不比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大呢，如果说，我似乎夸大得有点过甚其辞，那未我的解释是我并非为自己，是为人类而夸大；我的短处和前后不一致并不能影响我言论的真实性，尽管我有不少虚假和伪善的地方——那好像是难于从麦子上打掉的糠秕，我也跟任何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在这件事上挺起我的腰杆子来，这对于品德和身体都是一个极大的快乐；而且我决定，决不屈辱地变成魔鬼的代言人，我要试着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一个学生住比我那房稍大一点儿的房间，光住宿费就是每年三十元，那家公司却在一个屋顶下造了毗连的三十二个房间，占尽了便宜，房客却因邻居众多而嘈杂，也许还不得不住在四层楼上，因而深感不便。我就不得不想着，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的见，不仅教育的需要可以减少，因为更多的教育工作早就可以完成了，而且为了受教育而必需有钱交费那样的事情一定已经大部分都消灭掉了。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学校为了必需有的便利，花掉了他或别人的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双方都合理地处置这一类事情，那只消花十分之一就够了。要收费的东西，决不是学生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在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是一笔大的支出，而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往来，并从中得到更有价值得多的教育，这却不需要付费。成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弄到一批捐款的人，捐来大洋和角子，然后盲目地遵从分工的原则，分工分得到了家，这个原则实在是非得审慎从事不可的，——于是招揽了一个承办大工程的包工来，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而后果真奠基开工了，然后，学生们得适应在这里面住；而为了这一个失策，一代代的予弟就得付出学费。我想，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动工，事情就会好得多。学生得到了他贪求的空闲与休息，他们根据制度，逃避了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的只是可耻的、无益的空闲，而能使这种空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他们却全没有学到。"可是，"有人说，"你总不是主张学生不该用脑，而是应该用手去学习吧？"我不完全是这样的主张，我主张的东西他应该多想一想；我主张他们不应该以生活为游戏，或仅仅以生活作研究，还要人类社会花高代价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热忱地生活。除非青年人立刻进行生活的实践，他们怎能有更好方法来学习生活呢？我想这样做才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举例以明之。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懂得一些科学文化，我就不愿意走老路子，那不过是把他送到附近的教授那儿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习，只是不教生活的艺术也不练习生活的艺术；——只是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考察世界，却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看；研究了化学，却不去学习他的面包如何做成，或者什么工艺，也不学如何挣来这一切的，虽然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却没有发现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更没有发现自己成了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他在一滴醋里观察怪物，却要被他四周那些怪物吞噬。一个孩子要是自己开挖出铁矿石来，自己熔炼它们，把他所需要知道的都从书本上找出来，然后他做成了一把他自己的折刀——另一个孩子则一方面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一方面收到他父亲给他的一把洛杰斯牌子的折刀，——试想过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进步得更快？又是哪一个孩子会给折刀割破了手的呢？……真叫我吃惊，我离开大学的时候，说是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其实，只要我到港口去打一个转身，我就会学到更多这方面的知识。甚至贫困的学生也学了，并且只被教授以政治经济学，而生活的经济学，那是哲学的同义语，甚至没有在我们的学院中认真地教授过。结果弄成了这个局面，因儿子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父亲却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正如我们的学院，拥有一百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对它们很容易发生幻想；却并不总是有肯定的进步。魔鬼老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加股，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直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只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离开了严肃的事物。它们只是对毫无改进的目标提供一些改进过的方法，其实这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到达的；就像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急忙忙要从缅因州筑一条磁力电报线到得克萨斯州；可是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没有什么重要的电讯要拍发。正像一个人，热衷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著名妇人谈谈，他被介绍给她了，助听的听筒也放在他手里了，他却发现原来没有话要对她说。仿佛主要的问题只是要说得快，却不是要说得有理智。我们急急乎要在大西洋底下设隧道，使旧世界能缩短儿个星期，很快地到达新世界，可是传入美国人的软皮搭骨的大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总之一句话，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决不会携带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他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我怀疑飞童有没有载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你怎么不积几个钱；你很爱旅行；你应该坐上车，今天就上菲茨堡去，见见世面嘛。"可是我比这更聪明些。我已经明白最快的旅行是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假定我们试一试，谁先到那里。距离是三十英里，车票是九角钱。这差不多是一天的工资，我还记得，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只拿六角钱。好了，我现在步行出发，不要到晚上我就到达了；一星期来，我的旅行都是这样的速度。那时候，你是在挣工资，明天的什么时候你也到了，假如工作找得巧，可能今晚上就到达。然而，你不是上菲茨堡，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工作。由此可见，铁路线尽管绕全世界一圈，我想我总还是赶在你的前头；至于见见世面，多点阅历，那我就该和你完全绝交了。

　　这便是普遍的规律，从没有人能胜过它；至于铁路，我们可以说它是很广而且很长的。使全人类得到一条绕全球一圈的铁路，好像是挖平地球的表面一样。人们糊里糊涂相信着，只要他们继续用合股经营的办法，铲子这样子铲下去，火车最后总会到达某个地方的，几乎不要花多少时间，也不要花什么钱；可是成群的人奔往火车站，收票员喊着"旅客上车！"烟在空中吹散，蒸气喷发浓密，这时可以看到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却被车压过去了，这就被称做"一个可悲的事故"，确是如此。毫无疑问，挣到了车资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车子的，就是说，只要他们还活着，可是说不定那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开朗的性情和旅行的愿望了。这种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使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为了他可以回到英国去过一个诗人般的生活，他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他应该立即住进破旧的阁楼去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土地上的所有的棚屋里发出呼声来了，"我们所造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国答，比较起来，是好的，就是说，你们很可能搞得更坏；可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比挖掘土方更好地打发你们的光阴。

《瓦尔登湖》